何炳棣(Ho Ping-ti),美籍华人汉学家,祖籍浙江金华,父亲为清末廪生,民国成 立后不久出任天津法官,遂举家北迁。何炳棣 1917 年出生于天津,少年时先后就读天 津第一私立小学、南开中学。1933 年考入青岛山东大学,主修化学,1934 年转读北京 清华大学,不久改修历史系。抗战爆发后,曾短期借读上海光华大学,1938 年从清华大 学毕业,同年成为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系研究生。1939年9月赴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 助教及教员。1944 年以总平均最高分通过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生考试(西洋史门),后 于 1945 年秋经印度赴美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庚款公费资助期结 束后,何炳棣受邀执教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948-1963),讲授中国通史与远东国 际关系,历任讲师、副教授,并于 1952 年以《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土地 改革运动与土地政策研究》(Land and State in Great Britain, 1873-1910: A Study of Land Reform Movements and Land Policies)一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在此 期间,他还于 1956、1957 年暑期充任哈佛东亚中心研究员,1958-1959 年充任哥大东亚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63 年,何炳棣转投美国芝加哥大学,出任历史系中国历史与制度 教授,1965 年荣任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1987 年退休。 旋即受聘加州大学欧文(Irvine)分校“历史及社会科学杰出访问教授”,1990 年第二 次退休。
《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一书撰写于作者执教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先后参考了收藏在美国东部 各主要图书馆的数千册中国方志、官书(包括奏议)和其他原始文献材料。该书原稿初 名《中国人口研究(1368-1850):一篇制度及经济史论文》(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850: An Essay in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History)。原书篇幅虽短(6 万字左 右),但其对“丁”“亩”等制度革命性的重新界定和对人口相关诸问题精简的谈论,却 引起了费正清等人的重视,并被列入“哈佛—燕京专著系列”(Harvard-Yenching Monograph Series)出版计划。在费正清的建议下,何炳棣又将道光末至1953年第一 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这 103 年的中国人口史纳入书中。《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 (1368-1953)》最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 1959 年秋出版,成为“哈佛东亚研究”(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的第 4 部。
作为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本是中国得天独厚的财富,但是由其造成 的诸多问题也成为中国挥之不去的沉重负担。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前提无疑是准确的人 口统计和对人口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一书致力于通过追 溯若干人口术语和制度内涵的演变来理解中国的人口数据,进而分析各种必然影响人口 发展的因素。其目的“在于使读者理解不同类型的人口数据的性质,并试图对在近代早 期和近代中国人口为什么能够增长提出初步的历史解释。”全书在结构上分为上、下两 卷共 11 章,上卷“官方人口记录”分 5 章展示、评价了明代至 1953 年中国的人口数据 的实质和相应的统计方法,尤其对“丁”这个概念进行了厘清;下卷“影响人口的诸因 素”从土地数据、跨省人口迁移、土地利用与粮食生产、其他经济和行政因素、天灾人 祸等角度探讨了人口与以上各因素间的互动,并在最后一章对全书探讨的议题进行了回 顾和总结。
在何炳棣看来,总体而言,明清及近代一系列人口数据,没有一项是基于真正人口 普查的。在明清两代,与现代人口调查相似的人口调查和统计只发生于明太祖编修黄册 (劳役登记名册)时和乾隆 41 年(1776)。由于户口登记系统的不健全、隐漏、并户、 官员营私舞弊等原因,人口上报数字和实际数字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理解中国 人口数据不能仅依据官方数字,还必须借助大量地方志来洞察其中的变化。另一方面, 因为大部分时间内,为了财政赋役方便,理论上的“丁”(年龄在 16-60 岁之间承担差 役或交纳丁税的男子)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纳税单位,故而某些人所谓的中国历史人口数 (以“丁”数乘以 4 或 5 或 6)也有失科学。通过自己的考证、比较、分析,并综合各 种变化因素,何炳棣认为,在明太祖时代(14 世纪末)中国的实际人口就大致超过 6500 万,而“尽管明代官方的人口数据显示出人口停滞,实际上从洪武元年(1368)至万历 二十八年(160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始终是或多或少直线上升的”。至于清代的人口, 存在着因制度使用而带来的阶段性,清初的官方数字明显缺乏准确性,但有清一代人口 总体上保持着平稳的增长,1779 年约 2.75 亿,1850 年达 4.3 亿,这就推翻了美国人口 学家威尔科克斯(W. F. Wilcox)关于3.42亿是19世纪中国人口顶峰以及某些中国学 者认为 19 世纪以降中国人口基本静止不变的观点。此外,民国期间的人口数字(4.3 亿-4.8 亿)完全基于揣测,不是普查得来的。而 1953 的新中国人口统计(5.83 亿), 虽非严格技术意义上的人口普查,但更接近事实。
除了对中国历史人口数字的复原外,该书另一重点即是对各种影响中国人口发展的 因素——土地供应,超省际人口流动,粮食生产状况,商业、贸易、工业等其他经济因 素与政治因素的分析。对于依据官方土地数字得出的明清人口与土地比例完全不合理的 问题,何炳棣分析指出,“传统的土地数据,只是交纳土地税的单位数目,与其说是实 际耕种的亩数,还不如说是纳税亩数”。此外,作者还大胆地提出了美洲作物(花生、 玉米、番薯、马铃薯)传华引发第二次农业革命从而为人口持续性的增长提供充足的粮 食供应的论断。不过,按照何炳棣的观点,即使是人口增加必然会造成生活水平不断下 降,中国人口还是在相应适宜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刺激下得到了持续增长。这其中,经 济因素对人口激增的影响远不及政治因素重要。清初的“开明专制”——取消加派、豁 免税粮、固定丁额、养廉防腐、以钱代役、积粮备荒等,为人口增长清除了制度障碍。 问题在于,人口增加并非无比的福祉,随之而来的是报酬递减,国家不得不以进一步降 低生活水准为代价来养活更多的人口,由于天灾人祸的叠加,社会的动乱也就难以避免。 可以说,“仁政”推动了人口增长,却播下覆灭的种子,间接导致近代中国的经济困难。 有鉴于此,他对新中国能否避免历史重演,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来应对人口迅速增长的 趋势表示了关注。无法回避的是,作者对新中国人口情势的观察——各种因素刺激人口 迅速增长,以及预言——“6 亿人口的存在,已经使讲求实效的共产党国家开始采取限 制人口进一步增加的政策”已然变成现实。半个世纪以后的 2011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所得出的 13.4 亿(不含港澳台)的人口数据再次使中国的人口问题成为热点话题。 在解决了婴儿出生成活率、粮食供应、营养、溺婴等问题之后,中国人口增长之快以及 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所产生的巨大威力恐怕是包括何炳棣在内的当时任何一位历史学 家或人口学家所未能预计到的。它将怎样影响中国的人口发展与国家命运也只能等待未 来的研究者作出分析和评价。
按照何炳棣的自述,《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一书出版后,学术 界的反映是“佳评如潮”。英国《伦敦泰晤士报》(London Times)特别为该书作了一 期“主要社评”(Leading Editorial, 1960-02-12),这是20世纪华人人文社科著作唯一 获此殊荣的。此外,从 1960 年到 1962 年,各顶级的国际学术期刊包括《哈佛亚洲研究》、 《亚洲研究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学季刊》、《经济学》、《美国历史评论》等, 陆续刊登了相关领域一流专家的书评。在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斯彭格勒(Joseph J. Spengler)看来,人口统计学家与历史学家通常互不关注对方的领域,但何炳棣的研究 是少数例外中堪称杰出的一部。鉴于此书的学术价值,意大利和日本先后出版了意大利 文本和日文本。1985 年,中国学人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之主编及作者之一)初次读 到此书时,感慨国内的历史人口研究“至少落后了二十多年”,遂将该书翻译成中文交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9),书名《1368-1953 年中国人口研究》,2000 年北京三联 书 店 再 版 葛 剑 雄 译 本 , 改 中 文 书 名 为 《 明 初 以 降 人 口 及 相 关 问 题 ( 1 3 6 8 - 1 9 5 3 )》( 较 1 9 5 9 年英文版增加一篇附录:《宋金时期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
除了在中国人口问题(人口史)上的开创性研究外,以探讨明清社会阶层流动为内 容的《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1962)一书同样给何炳棣带来巨大的声誉。作为一位在中国社会、 经济、文化、思想、农业史、宏观史论、制度史等领域均有建树的“雄心万丈”的学者, 何炳棣后来跨出明清,陆续撰写了《中国会馆史论》(1966)、《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 (1969)、《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 前5000-公元前1000年》(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 1975)、《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1988)、《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1995)、 《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2002)等学术专著,编著有《危机中的中国:中 国的遗产和共产主义政治体制》(China in Crisis: 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 合编,1968)、《留美中国学者访华观感集》(合著,1974)、《读史阅 世六十年》(2004)、《四分溪论学集:庆祝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合著,2006)。另撰 有《扬州盐商:18 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1954)《美洲作物传 华考》(”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Plants into China”, 1955)、《中国历史上的 早熟稻》(”Early 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 1956)等价值不菲的学术论文,可 谓多面而高产,力行了其“治史范畴不可过于专狭”的学术理念。
作为“极少数学识贯及全部中国历史的学者之一”(吉德炜语),何炳棣的学术成就 与贡献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他于 1966 年获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 年 当选美国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副会长,1975-1976 年升 任会长,是为该学会的首位亚裔会长。1979 年,何炳棣获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1997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荣誉 高级研究员。此外,他还被香港中文大学赠予人文荣誉文学博士学位(L.L.D., 1975), 被美国劳伦斯大学(Lawrence University)和丹尼森大学(Denison University)赠予 荣誉法学博士学位(L.H.D., 1978、1988)。有意思的是,以“看谁的书真配藏之名山” 和“打入西方历史及社会科学方面第一流的期刊”为志向的何炳棣学术成就固高、民族意识亦浓,性情上却是“终身脾气急躁”、“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他的自负
与傲慢也使其成为学术界一位颇具个性的人物。
参考文献: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
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年。
Ho 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 Cambridge, Mass.: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5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5%E7%82%B3%E6%A3%A3
Source: Chinese Studies Center 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newsletter n. 6
